我算是七零后中的奇葩，1971年出生的，居然是独生子，是父母提前响应国家的号召？对于国家号召这玩意，有个网友说得好，只要你不去响应它，迟早会有好处的。

　　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都生了七个八个，平凡如我父母，当然不会如此先知先觉，之所以生我一个，时也势也。

　　我老爹年轻时是新华书店员工，因为受姑父被打成右派的牵连，下放农村；我老娘是知识青年，没想到去响应老人家的号召，被动地下放了。

　　不知道是谁喷的，说人越少，人均资源就越多，生活水平就越高，你看美国、加拿大和澳洲，地广人稀，富得流油，我就纳闷了，我出生那会，中国人口才不过九亿，真他妈的那个穷啊，我爷娘所在的生产队每到过年，每家每户过年发的过年物资也就半个橘饼，五六颗红枣。

　　橘饼每户只能发半个，于是拿把菜刀切，每户切一半，这可是个技术活，切得不均匀，两家还要打架。当地人姓毛的多，有一回有人切得不好，切饼的人发怒：嫌老子切得不好，你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切啊。

　　其实，家乡土也肥沃，种什么长什么，水也甜美，地下还能刨出大把煤炭，当时人也不多，但这样好的配备只有一个结果：穷。

　　一年的口粮有三分之一是地瓜，生产队每人每年四百斤谷子，而且还未脱粒，湿湿的。要挑到水电站去打谷脱粒，水电站的打谷机时好时坏，时停时转，打几十斤谷子要等老半天。哎，那个穷啊。

　　大约是我四岁那年吧，记得父母和姑父姑妈带我上街，我看见一家商店的玻璃坛子里有一个饱满鲜红的果子，我不知道是啥，但我知道它好吃，于是闹着要吃，爷娘买不起，只好无视我的要求，幸亏姑父是国家干部，掏钱买了一个，我一口咬下去，又甜又鲜，我抬头看着县电影院墙壁上的毛主席像，他老人家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我觉得好幸福啊。

　　那天，我才知道那个果子的学名：苹果。

　　我六岁以前，雷锋格言手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穷得没有任何希望。因此爷娘商量好了：就生我一个。再多生大家连带受苦。若干年前有记者说越穷越生，瞧那种高高在上做道德判断的优越姿态！我真想撕他嘴，怎么喷的你？

　　四人帮垮台，一声春雷，父母回城了，父亲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，母亲安排在县五金交电化公司，生活顿时两重天，条件好了，爷娘想生第二胎，然而，国家计生政策趋硬：只能生一胎，否则回乡下种地。

　　那时城乡生活水平区别特别大，穷怕了的父母，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于是母亲结扎，领了独生子女证，我欢欢喜喜做我的独生子。

　　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城市独生子，确实很幸福，这一点我不能否认。

　　那时候五金交电化似乎是天下最牛掰的公司，县法院院长为了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上门来求爷爷告奶奶，居然连五金公司经理的面都见不着。公司每年夏季会给员工发放大量的防暑水果，尤其是西瓜，每个夏季都会堆满我家的床底。

　　我是独生子，没人跟我争，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花样百出，就差煮熟了吃。

　　而隔壁彭叔叔家有三个孩子，为了争吃最好的西瓜，老大老二两个男孩子打得鼻青脸肿，打得西瓜满地乱转。

　　老三是妹妹，抢不到，坐在地上娇滴滴地哭，两个哥哥也不知道心疼她。也许是西瓜吃得少，这妹子后来出落得如花似玉，在县比美大赛中进入十佳，再后来嫁到台北的大户人家当少奶奶。

　　城市的独生子，意味着物资不存在所谓的配给，父母拿回来的给孩子的福利，都是你一个人的。

　　我在同辈人羡慕的眼光中长大，从红孩子班到高中，我都有一个绰号相随始终：独生子，其含义其实和现在的奇葩差不多。

　　殊不知，早年的享受也是要后来买单的，生活从来都是收支平衡，你享受独生子女的幸福，就得担当后来的应有的责任。

　　独生子女远离父母工作，其实风险蛮大的，而我就犯了这个风险，我一直不知道我舍弃父母之邦，把父母扔在故乡，南下广州重新开始是不是对的，是不是我太自私，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，现在想起来都犯迷糊。

　　2005年，父亲查出大病，都已经是晚期了，必须得手术。按就近照顾原则，最好当然是接到广州来看病开刀，可以一面工作，一面照料父亲，两不误。

　　然而，按照经济的原则而言则不然，爹的公费医疗在湖南才有效，对于我们这样的中低层收入者而言，这一层因素是百分百要考虑的。

　　生死大事，固然不能以省钱为第一，但也不能多花冤枉钱。

　　这样权衡下来的结果就是：我请假回湖南，将父亲挪到长沙去住院动手术。长沙虽然是家乡湖南的城市，其实这只是一个大范围概念而已，从空间距离而言，根本就不算是家乡，父母之邦双峰县距长沙两百多公里，衣食之地广州距长沙六百多公里，长沙根本就是一异乡。

　　身在异乡，我当时的心，惶惶如也。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，当时还有点啃老心态，买了房，还想着从老人家那里弄点装修费，爹却一不小心就老了，衰了，病了，病体侵蚀他的肌体，黑瘦，枯黄，憔悴，想着当年他和母亲把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全都抛给我，让我独自尽情享受，如今，吃了的西瓜转化为责任，甜蜜转化为苦涩和艰辛，儿呀儿，你得担起责任了。

　　慌慌张张叫了一辆县医院的救护车，六百多元，到了长沙，不敢跟两个老人家说，怕他们心疼我的钱，我当时还在供房，说熟人照顾，只花了三百元，说得老人家欢喜起来，说熟人真好。

　　到长沙，将老爹送入一家专门医院，正是深秋季节，落叶瑟瑟，老爹住院，我和老娘、老婆租那种每晚十元租金的民居，真闹不清山清水秀的湖南怎么这么多病人，医院外面供病人家属租住的房间遍地开花，租屋外面的湖面上浮满泡沫垃圾，秋风一扫，臭不可闻，就在窗外。

　　本来人手紧巴巴的，老婆上班的学校，白云区一所中学，校长来电话，催她回去上班，老婆说家公要动手术，校长说家公又不是直系家属，你忙什么忙，否则就按事假扣钱。

　　正在供房的我家怎敢轻易被扣钱，于是老婆第二天就买站票回广州。

　　这个校长也是湖南人，学音乐的，真闹不清，我到广州以后，最喜欢我过不去的几个人基本上是湖南人，尤其是湖南女人。老爹在广州检查身体之前，我心里正七上八下，没想到在办公室被一个湖南衡阳籍的女领导骂得狗血淋头，当着几个办公室的人骂，忍得我好辛苦，好辛苦。

　　后来陪老爹去看一励志诗古诗个专科医生，碰上开会，我硬着头皮发短信请假，该女领导恶意地将一场会议分成上下两场，只答应给我上半场的假，这待在广州的个别湖南女人还是人吗？

　　天可怜见，当时的大领导，也是女性，广州人，却宅心仁厚，说我回去是尽孝是天经地义的，快回去吧，莫担心这里的工作，我的眼泪没有在眼眶里流，却在心里头流淌，感叹万千地回了湖南。若不是她保护，我估计在职场不被老乡迫害致死，也迫害致残了。

　　还是说回老爹的事吧，老婆回广州了，我真的有点慌，不对，不是有点慌，而是很慌很慌。

　　跑医生那里问老爹病情，每听一次，心情就慌一次，没有任何乐观消息，但对着老爹，又得强颜欢笑：没事呢，医生说。慌！

　　又得去跑市场，买米买菜，娘也老了，很怕她老人家在长沙走丢了，娘在年轻时跟着老爹跑来跑去，现在年老了，只能跟着我跑来跑去，而我当时完全没有主意。慌！

　　幸亏当时有一个发小在该医院实习，总算能拉上开刀的医生吃个饭，套套近乎。

　　老爹手术还顺利，尽管带了止痛棒，但晚上还是痛得厉害，哼哼地不能安睡，老娘和我不停地抚摸他，徒劳地给他止痛。老娘心疼我，要我早点睡，老爹哼着，哪里敢睡。

　　直到下半夜，才去病房凉台上睡着，老娘却还没合眼，远处黑